他的“当下”， 是异乡都市的一叶秋海棠

广见闻，开心智，乐人生。这里是《深港书评》。

今年77岁的作家刘大任

在他的新书推介会上带来获誉

“《亚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华文小说”的

《当下四重奏》

该书也是他在大陆首次出版的小说

所谓“当下”

他在后记中以《景德传灯录》释解

“天龙竖一指示之，师当下大悟。”

刘大任

他被哈佛大学的文学研究教授王德威

称为“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小他一岁的台湾花莲诗人杨牧赞其文

“浓郁处有一种乡愁的淳味，

清淡时独见浅浅的懊悔”

“你一定要读”的作家董桥在读了他的《鹤顶红》后

表示“小说写到这样简洁这样深远，

真可当诗下酒”

此次新书宣传，他所经之处，

为其站台者赫赫名扬：

陈思和、王安忆、马家辉、舒国治、杨照……

比起旧时老友陈映真上个月在京相对“落寞”地逝去

刘大任的“当下”

是在异乡都市的夜，晚风细雨之后

如罗伞宝盖般盛开的一叶秋海棠

尽管如此，大部分在底下端坐的读者

脸上带着些许困惑

在主题为“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台湾文学”的背景板下

潜藏的问题是：

刘大任是谁？

他的书好看么？

值得买么？

1939年，刘大任出生于湘赣边界，祖籍江西永新

9岁随父母迁居台湾，原意两三年返乡

谁料一别经年，一梦半生

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光复”后的台湾

带动了一场“鲁迅热”

然而紧接着“二二八”爆发，文学“断流”

大学一二年级的他，刚开始对文学有涉猎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堆必须上缴销毁的“禁书”中

遇见了让他“无比震撼”的鲁迅

当时景况诚如尉天骢所说：

“

我来台湾的时候才14岁，刘大任、郭松棻比我小两三岁，在那个年龄我们来到台湾，面临两岸封闭，你们穷，我们也穷。国民党把很多书禁掉了，我们从旧书店或者前辈那里找书读。”

1960年，在《笔汇》发表了作品《逃亡》后

刘大任受到文坛注目

整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有了他忙碌的身影

刘大任在台湾大学时期，念哲学

比白先勇高一级

外文系王文兴与他同级

师从夏济安

自觉与他们《现代文学》“流派”理念不同

互相看不起

“我们吊儿郎当，有餐没餐，

他们绅士派头，正襟危坐”

毕业后入伍服役

又“浮游”在香港一段时间

寻找“生离”在大陆的妹妹

后至夏威夷大学任东西文化中心科学研究员

结束了他在台16年的生活与学习

开始他“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异乡漫漫征途

1965年，他与邱刚健、王祯和等人

合办《剧场》杂志，并合作翻译了《等待果陀》

隔年与尉天骢、陈映真合办《文学季刊》

陈映真看了《等待》后

曾发表《现代主义的再开发》

肯定剧作的同时却否定了台湾的现代主义

认为机械移植的西化现代主义

并未反映出台湾的社会现实

刘大任当时的观点与之相近

从《笔汇》到《剧场》，再到《文学季刊》

也部分反映了在台新文学运动不同群落的剥离

事实上，“现代文学”的情况是多元的

在台文学生态、理论与实践各有不一

直到白先勇等人出国

《笔汇》与《现代文学》才慢慢交融

而刘大任转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政治研究所

（编注：大陆译为伯克利）

攻读现代中国革命史

遭遇了自由言论运动风潮的洗礼

1968年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欲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按他自己的话来概括：

“

那一段经验把我的人生的规划完全打乱了，但是很多事情，我们的人生规划都会被打乱。”

他在《伯克莱那几年》中写道，

“那是一个想象决堤、情感爆炸、理性飞扬的时代”

原本，他的计划是两三年后回台

与朋友共同开展文化传播事业

另一方面，通过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理论

彻底了解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真相

“是否取得学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台创业。”

然而，伯克莱改变了这一切

尽管当初选择它，仅因喜欢的女孩儿在那里

犹如身处一个神奇与魔幻交织的场域

他摇身一变，成为了半个革命家

没有完成论文

“因‘伯克莱人’而感染实践的‘寻找乌托邦’旅程，

所有事业梦想全部报废”。

70年代的保钓运动

此时，外面的世界格局正发生着惊天巨变

1970年“钓鱼岛事件”

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

1972年美总统尼克松访华

同年，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

台湾从“西化美梦”中苏醒

直到“保钓”渐歇

刘大任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

回台无望之后考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

一做近30年，往事如前尘

这样的人生大转弯

“甚至对人性的本质产生难以解决的怀疑”

究竟有无后悔？

刘大任在最新这本《当代四重奏》中

以四个第一人称的自述组构的小说中

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

对话

Q | 董冶字 —— A | 刘大任

《当下四重奏》开篇《搬海棠的那天》，刘大任便提到搬家时移植海棠的故事，我们对他的采访，也就从他醉心的园艺开始。

谈园林哲学：应尊重植物的生命

Q：在您的小说中经常会写到“园林”，您好像对很多植物、动物都相当了解。

A：我从小就爱玩儿这些东西，一面玩一面就会找书看，越看越多，慢慢就积累了这些专业知识。

Q：您书里写的“翠园”真实存在吗？

A：是的，我经营了不到四年，整个地大概11亩，几乎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原来的园主就只种了一些韭菜，我现在种的东西慢慢多起来，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荒凉，很多野生动物常常在我们家后院玩耍。

Q：您笔下的园林是否寄托了某种想法在里面？跟海外华人的处境有关吗？

A：所谓园林，西方的园艺学，就是在地上建造天国，即你可以控制的环境，这是第一种哲学。第二种哲学是是仿造大自然，把大自然迁移到自己居住的环境里面。这是英式园林的理念。

Q：您说您的园林参照英式的园林，但是从您书里看到的意象，满满都是中国。

A：这个不奇怪。因为中国大概是世界园林文化里最喜欢人工栽培的国度。

Q：那为什么是英国式的，而不是中国古典式园林呢？

A：中国古典式园林是把人的居住环境跟大自然里面人认为最美，最喜欢，最喜欢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有的植物都是为人而活的。人喜欢听下雨时雨打芭蕉的声音，所以芭蕉就要住在廊檐的附近，人爱听，但是芭蕉不太快乐吧，打久了叶子会烂掉。所以中国的园林是为了人的快乐、享受而存在的，涉及到的哲学是不太尊重植物。英国园林的设计它第一个哲学就是尊重植物的生命，把它种在园林里的时候尽量模仿它原生态的环境，这样的话植物当然长得好，长得快了。植物最美并不是说灌了很多的肥料，开了很多花是最美的。植物最美的时候是它非常喜欢它生长的环境，你就觉得它真的很快乐。

谈鲁迅作品：其中力量让人震撼

Q：您年轻的时候看鲁迅比较多？是如何接触到他的作品的？

A：我当时念大学二年级。我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他那时候参与建设台湾第一个水库，所以他把家搬到水库的建设工地那一带去。通过朋友介绍，把他安插在图书馆附近住，弄了一个行军床。他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堆本来准备丢掉的书，就拿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本就是鲁迅选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相当震撼。

Q：震撼在哪些方面呢？

A：可能对每个人的震撼程度不一样。但对我而言，第一个就是他的语言，不仅仅是简约，里面藏着一种力量，这个语言是我在台湾其他的作家里面没有看到过的。他文白夹杂用得很好。在台湾能看到的作家（作品）是徐志摩、朱自清等人，他们很喜欢用形容词，初中看还觉得不错，高中以后，就觉得有点滥情。再跟鲁迅的文字一比，马上就会觉得无力。鲁迅在小说里面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感情，是在台湾当代文学里面看不到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像他的《药》，批判辛亥革命的失败，但同时对中国的国民性有一定的批判，但是一个批判的词都没有用，完全用形象，让你自己判断。

Q：您说过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留学生中间传阅最广的是陈少校的《酒畔谈兵录》《金陵残照》。

A：这两套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陈少校的《酒畔谈兵录》，共有六本，大概讲的是国共斗争期间的各大战役。它不能算是专业的写法，但有很多专业知识在里面。《金陵春梦》是一个演绎式的小说，是香港的左派作家写的，现在看它是宣传品，里面有很多歪曲的事实，但那时候我们看得很过瘾。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两种心情决定我们的想法。一种心情就是屈辱感，历史的屈辱感，另外一种心情是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两种心情很矛盾,可是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感情基础。

Q：你现在还偏“左”吗？

A：我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如果把自己看成左派，需要有一个理念，就是你要改造这个世界。我觉得我理解这个世界还来不及呢。

Q：参加“保钓”运动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A：那一段经验把我的整个人生规划完全打乱了，但是很多事情都会打乱我们的人生规划。就像我原来到美国来念书，打算念个硕士就回台湾，我在台湾有一批朋友，我们有一个计划，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大汉计划”。至少有5到6个人，有的是搞摄影的，有的是写作的。那个时候就是想大家把力量集合在一起，慢慢形成现代传播事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台湾连一个现代化的广告公司都没有，电视也才刚刚开始。所以搞文化事业会大有前途。我们那时候办的《剧场》杂志，对侯孝贤影响也很大，但参加运动把这些规划都打乱了。

谈小说创作：希望文字简短、含蓄、有力

Q：您在联合国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在那边做翻译的话应该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公文吧，是如何继续创作小说的？

A：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搞“保钓”运动，我的文字风格就变成战报体，宣传体，搞翻译以后，翻译的文件性质种类很多，预算委员会的报告就完全谈财政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海洋法委员会的报告，那就完全谈法律的问题。所以做翻译需要有各方面知识，最重要不能出错，而且我们在联合国做翻译有一个要求，原文出现的每一个字都要照顾到，不能够跳过去一段，省掉一两个字，尽量使它读起来流通。受工作的影响，文字就会变得很怪，和搞文学创作的文字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多阅读多思考，想办法慢慢找出自己的路子来。

Q：您的小说很喜欢用短句，这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风格吗？

A：我在对抗联合国文体和运动文体的时候，开始找《左传》《战国册》《史记》《聊斋》这类的书来读，因为想改变自己的文字，就要看人家是怎么运用文字的。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也有点拖沓，喜欢用形容词，慢慢渐入中年后这样的文字自己也不喜欢了，看了古人的一些文章以后，慢慢就很自觉地在让文字往简短、含蓄、有力的方向走。

文字 | 董冶字

封面绘图 | 勾特

排版 | 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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